北京朝阳区新增3名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将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

占我国银行体系资产近80%的大中银行以及债券、股票市场，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包括国企和融资平台。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政策的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失业率，以帮助我们宏观调控精准化。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调控目标应该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即均衡失业率）。建立和参考财政脉搏指标来减少财政顺周期调控的倾向。第二，同样的资金，投在基建、地产和重化工业所产生的GDP能够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而污染性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比如从煤炭转向天然气)意味着能源成本的上升。也就是说，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会弱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可能逆转。

这些改革至少包括：改革干部的考核体制，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考核指标，实质性的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搞清楚增长潜力 大家都认同，目前经济的增长潜力肯定比2007年之前低了。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部分，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及其视野。（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经营、产能过剩、滋生腐败等情况仍然存在，最近出台的国资、国企分类管理、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为了消除上述弊端。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写道：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发现，迫于竞争压力和追求利润，现代社会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将成为必然趋势，它对经济运行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在积极方面，能加快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

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艰苦探索，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实践舞台。解决国企改革难题，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开展深度研究。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内容包括四个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体制设计和理论依据方面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党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并产生了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方面，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决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1957年，顾准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由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发挥作用。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对这个文件，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西方学者能够写《21世纪资本论》，其观点不妨见仁见智，其视野、其高度则是值得称道的。他说，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

当今世界经济的诸多问题，如果运用技术分析无法解决，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思辨和方法，往往可以柳暗花明，给人启迪。他次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协作分工。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管理者和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对大量的改革经验进行抽象概括，勇于创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使之成为深化改革的科学引领，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讲第4个问题时，涉及到经济改革，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十年动乱以前正确认识的延续。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怎样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如何看待物质丰富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等话题留意者少，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探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课题、新经验，更是曲高和寡，有些高校甚至连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师也后继乏人。

他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发展本身产生的阶段性现象，只有靠发展来解决。

改革所能解决的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利益关系自上而下的局部调整。规模宏大的农民工潮正是中国这种发展态势的生动写照。

在这个时空转换过程中，空间的问题要靠时间去解决。这难免会让他们一再失望。中国近几十年来，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的转化，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呈现越来越快的发展趋势。人们的不满情绪是随着精神负担的减少而不断增加的，这是社会进步加快的一种标志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同时，也使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日益民主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了。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来源:北京日报 进入专题： 社会心态 。这样一种发展的态势充分说明，社会正处于上升时期，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现代化的加速期正在到来。

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时代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中，只要全社会综合剩余价值率达不到100%，这个阶段就没有结束，剥削率将一直高于剩余价值率，即使改变了政权，也改变不了社会的封建资本主义性质。改革是顺应发展的要求不断放宽尺寸，是局部更新。

如果排除各种空想思潮的干扰，平心静气地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看问题，人们就会发现，现阶段实际上是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最繁荣、政治最民主的历史时期。即使是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生产方式的基本现代化，也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至于要实现社会结构的基本现代化，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其实，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绪不满、思想多样的状态，本身就是社会进步加快的一种标志，是转轨时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现象。他们甚至没有搞清楚谁是改革的对象，谁是改革的主体，但却指望任何问题都靠变革来解决。当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分配不公、贪污腐败、掺假使坏现象时有发生，但这也是这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是现代化固有的阵痛。这充分说明，发展的势能还是大于发展的阻力。

只有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经济基础的转变，才需要改革，也才有改革的动力。改革都是为发展扫除体制性障碍，都不能代替发展，本质上都是对发展的追认。

人们言论的自由度变大了，眼界更开阔了。只有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改革，才需要革命性改革。

人们在改革上出现的急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懂得发展和改革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陷入了空想主义泥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变了分工角色的农业劳动者已经达到2.6亿之多，现代化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